“语桐走了。”

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是一个周一的上午，陈娜珍正在开线上工作例会。作为红米粒互助之家的发起人，她不仅日常要推进各个板块的工作，还要和许多病友保持联络。红米粒是一个为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简称FH）患者互相沟通而成立的患者组织，到今年已经走过了六个年头。

正在例会上讲话的陈娜珍，一瞬间“断片了”。她不知道下一句话该说什么，大脑一片空白，感觉人木木的。愣了一会儿，她跟线上的其他伙伴说：“不好意思，我有点事，得先停一下。”

语桐是一位FH病友，陈娜珍跟她很熟：“一个很温暖的、努力生活的女孩。去世时才三十出头。”2023年的最后一天，她俩还在微信上互致问候。

那天，语桐脑梗刚出院。她对陈娜珍说：“幸好我爸把我送到急诊抢救，又捡回来一条命，新药（试验）可能参加不了了。”陈娜珍看不到手机那头的表情，却感同身受到她的失望与无奈。这位两个月前还说自己“吊着一条命等新药”的乐观女孩，脑梗后很可能失去了临床试验的机会。陈娜珍安慰了她几句，没承想这竟成了她俩的最后一次对话。

三个月后，兔年春节刚过，语桐走了。

FH的发病源于基因突变，这种突变会导致患者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明显高于常人，从而显著增加早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根据基因突变的类型，FH的患者可以分为杂合子型（HeFH）和纯合子型（HoFH），其中杂合子的患病率为 1/300~1/250，而纯合子的患病率据估计为1/30万~1/16万，属于罕见病，早在2018年就被纳入中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去世的语桐就是一位纯合子型FH患者。如果未经有效治疗，纯合子型患者常在30岁前发生甚至死于心肌梗塞，现有药物和疗法虽然能够控制病情，但多数尚未在国内上市，而且价格高昂。至今还没有能根治HoFH的特效药。

陈娜珍关掉会议链接，坐了一会儿。她需要时间接受这件事。陈娜珍和语桐相识于2019年。对她来说，那一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多事之秋。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有太多关键的瞬间占据脑海，反倒是始于年底的那场重塑整个世界的疫情，在她的记忆中变得微不足道。

时间回到2015年，正在香港大学读博的陈娜珍因怀孕、生产而休了一年产假，从那时起，细微变化开始在陈娜珍的生活中悄然发生。缘起是一份2012年的旧体检报告，陈娜珍在搬家收拾房子时，偶然发现了它。上面显示，她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数值“极高”——她还记得具体的数值，是7.3mmol/L，“比普通成年人高两倍多”。陈娜珍体型正常偏瘦，从表面看，并没有高胆固醇患者的常见特征。她拿着报告找到深圳的一位心内科医生，医生认为“可能是遗传性的高胆固醇（血症）”。

那是她第一次了解到血脂升高可能存在遗传因素。回家后，陈娜珍在搜索框中输入了“遗传性高胆固醇”，像平时做研究读文献一样扫过一篇篇晦涩难懂的文章。“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个陌生的疾病名进入她的眼帘。“我不会得的是罕见病吧？”她本能地想拒绝这个结果，“不可能，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接下来两年，她如常生活，口服降脂药，却一直没有触碰这个疑虑，只是偶尔会泛起一丝隐忧。2018年底，她带着4岁半的儿子做常规儿保。儿保科的医生听她提了FH的担忧后，鼓励她给儿子也做一下检测，如果是，就勇敢面对；如果不是，也就不再担心。几天以后，医生亲自打来电话。电话里，医生告诉她，儿子的LDL-C数值显著偏高， “建议尽快做基因检测”。一家人随即前往北京。很快，她的儿子在北京安贞医院确诊杂合子型FH。

陈娜珍记录来北京就诊的儿子的活泼身影

她还记得刚到北京时的场景。“当时天已经很晚了，但我们还是当晚就去做了检查。”陈娜珍没有告诉孩子这是要做什么。她和爱人都曾在北京求学，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晚的北京让他们觉得陌生，甚至有点凄凉。

“北京冬天的风总是很大，那天天很黑，又好冷。”陈娜珍回忆。她不知道是因为天气所以害怕、迷茫，还是因为，她发现面前有个看不见的敌人在无声地狩猎着自己，而她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

在北京，同时确诊的还有陈娜珍自己和她的哥哥。因为先前持续用了几年药，再加上雌激素对女性的保护，陈娜珍的血管状态基本良好。但哥哥通过造影检查发现，他的血管最狭窄处已经比正常血管狭窄近50%，那时他才35岁。

还好，一切都不算太晚。医生告诉他们，对于杂合子型FH，只要尽早开始并坚持规范的降脂治疗，完全有可能将LDL-C控制在理想水平，显著降低早发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对于儿童，甚至可以将成年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至接近于未患病同龄人的水平。

陈娜珍心里那块石头落地了，她想了解更多FH的信息，于是加入了病友群，在病友群里认识了语桐。这个病友群是以一位医生为核心建立的，几百位群友都是被这位医生诊断出FH的患者。她还四处搜索罕见病相关的公众号，但能找到的有效信息很少。知道FH的人就少，能诊断FH的医生更少。

陈娜珍注意到蔻德罕见病中心将于2019年4月举办“患者组织能力建设培训会”的消息。这是她第一次听说“患者组织”这个词。在香港读博时，她每个月都会给香港儿童救助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捐款，但她既不知道基金会是如何运作的，也不知道患者组织是怎么一回事。她觉得“患者组织”听上去很“神奇”：“患者还能形成组织，开会吗？会讨论什么呢？”陈娜珍决定报名能建会一探究竟。

现在想起来，这次能建会是一切后续行动的种子，也是陈娜珍重新思考自己身为患者的意义的开端。在能建会上，陈娜珍见到了许多罕见病患者，有些人坐着轮椅，有些人满头白发，还有些人“个子像小孩一样”。虽然他们带着各种因疾病导致的外显症状，却都非常自信。陈娜珍的病光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问题，这让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在会上“总是端着”。但她被这些患者的韧劲吸引：“很多人都在奋力往前跑，他们遭受的歧视和不公，最后好像都变成了坚强和坦然。”

正是在这次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黄如方，蔻德罕见病中心的创始人兼主任。陈娜珍问他：“我能不能成立患者组织，收集更多FH相关的信息？”“我是杂合患者，我能同时服务杂合和纯合患者吗？”黄主任反问她：“为什么不能？说不定这就是上天赋予你的使命呢！”

陈娜珍和FH病友与黄如方的第一次见面

2020年4月，红米粒互助之家正式成立了。一年之后，在蔻德稻草人守护计划的资助下，红米粒开展了FH病友登记，当年累计注册130人。

起初，红米粒仅在公众号上做疾病相关的信息分享和科普。“一切都在缓慢进展”，公众号甚至由陈娜珍和丈夫办的创业公司的员工负责运营。“公众号的文章一直在发，但没什么明显的效果，”陈娜珍说，“内容永远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

那段时间，陈娜珍一直在反复思考，患者组织到底应该由谁来做，往哪个方向上走？该怎么做？

纯合子型的患者家庭通常是悲观的。他们在红米粒组建的病友群里很沉默，很少参与群里的讨论，只有聊到新药时才会表露一丝期待。但语桐不一样。她在群内一贯表现积极，当有病友说些丧气话时，她总会安慰几句，语气也总是温和的。她在2014年就确诊了纯合子型FH，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心脏支架，她向陈娜珍讲起确诊时的场景：“医生当着我妈的面跟我说，我可能活不过30岁。”

确诊时，语桐22岁。2023年底两人最后一次对话，她笑着告诉陈娜珍：“你看我现在，已经过了30岁。”魔咒仿佛被打破了。

2023年10月，陈娜珍和红米粒的志愿者们一起在西安举办义诊活动，语桐也来到现场。那是陈娜珍第一次和网友“奔现”。她俩一起聚餐，饭后还去西安的城墙边散步。陈娜珍注意到，语桐走一阵就会喘不上气，跟不上步伐。两人只能停下来，休息好一会儿，再继续走。

陈娜珍和语桐在西安城墙边散步的地方

语桐半年前还在全职工作，但因为上班期间多次出现胸口不舒服，怕被单位知道病情而劝退她，就主动辞职在家休养了。语桐的妹妹告诉陈娜珍，语桐生前一直非常期待新药。“她整整等了10年，还是没等来新药问世。”

自语桐去世后，陈娜珍就开始定期与一些老病友聊天，故作轻松地问他们最近身体如何。如果病友回慢了，陈娜珍就会开始瞎想，只有等到一声“挺好的”，悬着的心才会放下来。

一位病友告诉她，他用最大剂量的口服药后，LDL-C仍然在10mmol/L以上，只能再加做血脂净化，但他没有足够的钱维持每月一次的治疗，“每挣到一次治疗的钱，我就去做一次。”这位病友在当地做外卖骑手，为了不引起心绞痛，他得尽量少爬楼梯，为此他硬是记住了所有带电梯的小区名称。碰到没有电梯的老小区，他就不接单，尽量挑一些不怎么需要爬楼梯的单子送。

陈娜珍给语桐扫过一次墓。在墓园，语桐的妹妹告诉陈娜珍，姐姐的快递收货信息的姓名栏，一直填着“红米粒”。之前她不理解，现在想来，可能姐姐是把“红米粒”当作一个内心的寄托。陈娜珍听到后，感动又难过。她也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纯合子患者等不起：“没有人为他们发声，他们只能被动等待，甚至没有了明天。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一个念头闪过陈娜珍的脑海。2023年9月，她曾在黄如方的演讲中听到，美国的囊性纤维化基金会推动了囊性纤维化新药的研发和上市，而黄主任也在2022年成立了瑞鸥公益基金会来资助和推动中国罕见病领域的科研。

“我知道有患者家庭通过瑞鸥资助科研和基因疗法的研发，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陈娜珍说，“推动科研才是最根本的。对于罕见病，救助、帮扶、政策、宣传、科普……这些都不如做科研，只有做出药，人活着，谈论其他才有意义。”

2024年5月，语桐离开两个月后，陈娜珍参加了瑞鸥主办的全球罕见病科研论坛，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罕见病研究者共聚上海分享了激动人心的罕见病前沿进展，让陈娜珍萌生了出资投一条HoFH研发管线的想法。一个月后，再次参加蔻德举办的患者组织能建会的陈娜珍，正式向黄主任抛出了这个想法。

陈娜珍和丈夫辉子与黄如方合影

对纯合子型FH患者来说，除了血脂净化这样的有创外科治疗，现有口服及针剂药物效果都有限，即使最大剂量用药，患者仍面临极高的心血管风险。目前较为有效的新药是2021年在美国上市的依维苏单抗（Evinacumab）。但这种药患者每个月都需要静脉输注，而且是终身用药。在美国，使用这种方式治疗的FH患者每年需要花费约45万美元，价格相当高昂。即便如此，依维苏单抗也无法根除纯合子患者的问题，只能将血脂降到杂合子患者的水平。“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治疗方案。”陈娜珍说。

与很多罕见病一样，FH本质上是由基因突变造成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基因治疗，有可能做到“一针治愈”。因此，陈娜珍抛给黄如方的想法非常简单明了，就是要资助生物医药公司，开发基因治疗管线。而瑞鸥公益基金会正是专注于罕见病科学研究与转化医学，致力于推动罕见病药物研发。

陈娜珍打算直接拿出几百万元的资金，捐赠给瑞鸥，并委托瑞鸥来推进并管理这个项目。拥有数百万自由支配的资金并愿意捐赠出来推进药物研发，足以证明她既是努力的，又是有魄力的。但对于开发一条基因治疗管线来说，即使是作为初始资金，几百万也并不算多。

医药圈里有一条著名的“双十定律”：10年，10亿美元——这是成功研发出一款新药平均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即使是国际最成功的案例——美国囊性纤维化基金会通过“公益创投”推动药物研发——也绕不开这条“双十定律”。

接到合作意向后，瑞鸥的项目经理喻柏雅开始了背景调查。最初，他对FH所知甚少。“罕见病太多了，任何一种疾病的患者找到我们，对我来说，都是从头学习的过程。”喻柏雅做背景调查的方法很简单，也很有效：先大量读文献，梳理脉络；再联系专业人士，咨询意见。

他问陈娜珍要了一些红米粒梳理的FH致病基因和国内外在研药物管线的资料。陈娜珍发来了一份二十多页的PPT。喻柏雅对PPT的第一印象是“思路不清晰”。“我们做背调的思路，首先明确是什么基因导致了疾病，然后再了解这个基因是怎么导致了疾病，即它的作用机制。清楚了这两步，我们才会评估现有的在研管线和治疗方案，讨论哪种更加有效。”喻柏雅说。但资料中只是梳理了一些药物管线，对疾病的致病基因、机制等内容并没有充分展示。

喻柏雅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红米粒理清思路。他根据关键词搜索相关文献，从头开始认识这个疾病，渐渐梳理出FH的整个致病机制。接下来，他又研究了几个学界重点关注的靶点及其相应的管线进展。

首先是热门靶点ANGPTL3——前文提到的依维苏单抗就是靶向ANGPTL3的。“它不依赖于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潜在的适应症比较广泛，从积累的临床数据看，安全性也不错，极具商业前景。”然而，依维苏单抗只能把纯合子患者的LDL-C水平降一半。其他管线，如美国Verve Therapeutics公司的基因治疗药物Verve-201，虽然目前已经进入临床一期试验，且是“一次性疗法”，但同样只能把纯合子模型猴的LDL-C水平降一半。“预计患者治疗之后仍然需要终身服用其他降脂药物。”喻柏雅说。

另一个热门靶点是PCSK9，但纯合子患者只有不到5%是PCSK9基因突变。这意味着，即便基因疗法被开发出来，适用的患者也极其有限。“沉默或者抑制PCSK9基因表达虽然可以降低LDL-C水平，但PCSK9是LDLR依赖型靶点，而大约90%的纯合子患者都是LDLR基因突变，LDLR活性太低甚至没有活性，所以靶向PCSK9的基因治疗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效果。”喻柏雅解释。

因此，喻柏雅把目光聚集到了最难对付的LDLR靶点：“LDLR基因突变最常见，是目前最值得研究的靶点。针对这个靶点做基因治疗，会让大多数纯合子患者真正受益。”

喻柏雅重新梳理了一个10页的PPT，在每周一次的沟通会上向陈娜珍讲了一遍自己的思路。他解释，即便一家公司研发出了一条针对杂合子的基因治疗管线，也不代表他们能做纯合子的基因治疗，因为靶点、通路、作用机制……每一条管线的治疗原理都不尽相同。尽管推动罕见病药物研发值得鼓励，但喻柏雅不希望陈娜珍的钱“打水漂”。

瑞鸥和红米粒同事在瑞鸥办公室合影

与此同时，喻柏雅梳理了FH基因治疗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他在文献里看到了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名字：James Wilson。“他是基因治疗领域的泰斗级专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尝试用基因治疗来治疗患者。”然而，1999年，18岁的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患者Jesse Gelsinger在接受Wilson团队的基因治疗后因强烈免疫反应死亡，引发全球监管反思。这场事故让James Wilson的研究受挫，基因治疗被按下了暂停键，发展陷入低谷。

文献里的线索将喻柏雅引向了Wilson位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他发现，实验室中的一个团队对LDLR通路和基因治疗已经做了10多年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在2022年发表完一篇论文后戛然而止。喻柏雅想到一个人，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杨阳研究员，他是瑞鸥“金石计划”科研资助项目的受资助方，曾在Wilson实验室做过博士后。

喻柏雅问他是否了解这个研究的进展，杨阳很快做了回复。很巧，Wilson实验室里主持这个FH基因治疗项目的科学家是一位华人，杨阳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在宾大时，这位名叫王丽莉的研究者一直致力于LDLR靶点的研究和基因治疗的开发，直到2024年退休。“我可以帮你转达你的问题。”杨阳说。他们很快收到了王丽莉的回复：“研究停滞是因为，我们的基因疗法在小鼠身上的结果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猴子身上的结果却不一致，一些猴子在接受治疗后没有效果。”

喻柏雅也没有放弃对热门靶点ANGPTL3的关注。在这个靶点的基因治疗领域，他又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美国塔夫茨大学的许巧兵教授。而瑞鸥科学创新联盟的成员、复旦大学的邱敏研究员，在许教授实验室做博士后时，主要研究的就是靶向ANGPTL3的基因治疗。邱敏明确告诉喻柏雅：靶向ANGPTL3的疗法不能把患者的LDL-C水平降到很低——换句话说，就算有新的ANGPTL3疗法，效果也很难比现有的单抗药物更好。

有了这些专家的意见，喻柏雅对于自己的判断也更有底了。他将这些信息分享给了陈娜珍：“综合分析下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靶向LDLR的基因疗法上。但是，国外针对这个靶点的管线处于停滞，国内有研究者在尝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初步结果也不是很明朗。这意味着基因疗法在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归根结底，针对LDLR这个基因及其通路的生物学研究仍然存在很多未知，推进管线的障碍很可能就隐藏在这些未知区域。”

基于自己的专业背景，喻柏雅深知一种疾病的基础研究对于其后续的转化和临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囊性纤维化基金会推动药物研发的成功案例，也正是基于前期对于基础研究数十年的持续投入，为后期的药物研发和转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4年9月29日，国庆长假的前夜，喻柏雅在例行线上交流中向刚从美国开完会回来的陈娜珍建议：“不如我们暂时放弃资助管线的想法，后退一步，转向资助FH领域的科研，这样能用更少的资金换来更有价值的成果。”

陈娜珍当即就表示了认同，双方默契地把这个襁褓中的项目命名为“红米粒专项基金”，由瑞鸥来负责管理。

陈娜珍想法转变的背后，除了瑞鸥的影响，还源自一场又一场罕见病会议的塑造。

起初，陈娜珍并不是乐于参会的人。蔻德每次举办患者组织能建会时，黄如方都会邀请陈娜珍参加，但她有时会拒绝：“我不能长时间坐在会场听课，不然会感觉异常疲惫。”陈娜珍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症状，只知道一旦坐上会场没有靠背的椅子，她会有一种不安全感，需要用尽全力保持平衡，否则下一秒，身体仿佛就要从椅子上跌落下去。

不仅如此，陈娜珍在心理上偶尔也对参会感到“压力山大”，因为主动和专家认识（或社交）并不是她擅长的。但作为患者组织的发起人，她不得不这样做。陈娜珍曾经鼓起勇气参加一场心血管领域的年会，待一位专家发完言，她马上跑过去做自我介绍，又掏出红米粒的宣传小册子，准备递出。整个过程只有几十秒——还没等她把册子塞进专家手里，一群药企的参会人员就拥围而上，将她淹没在七嘴八舌的推销和介绍中。

她猜测专家没时间听她说，也没有记住她。“如果我只是跟在人家后面，很快他们就会忘记我的。”陈娜珍觉得，唯一的办法是作为演讲者，自己站上讲台：“那时候，专家们不想听也得听。”

2025年11月，陈娜珍站上欧洲FH基金会年会的讲台

正是这样的想法让陈娜珍决定参加2024年9月在美国举办的Family Heart Foundation全球峰会。参会前，陈娜珍还感到焦虑。“我偶有失眠，又怕倒时差，睡不好。”然而，等到真正站在会场，她才发现，这场会议“非常值得参加”。陈娜珍是全场唯一的中国人。主办方见到她，异常惊喜。

主办方说，自从2013年峰会结束后，已经11年没有见到来自中国的患者或者医生了。他们很惊讶，原来中国也有FH患者组织。主办方鼓励陈娜珍：“你应该对中国患者多做一些研究，把现状分享出去，让国际上知道中国的情况，知道中国的患者、医生和研究者都在为这个疾病努力。”

参会的经历给了陈娜珍很大的鼓励。国外的患者组织会主导开发数据登记系统，从药企获得资金，并牵头资助科研项目，这些都在陈娜珍的心里埋下了种子。“我们也可以效仿，去资助医生和学者做研究，”她想，“患者组织最核心的应该是做链接。推动各个利益相关方前进，但不一定要成为做研究的那个人。”

两个月后，陈娜珍又去欧洲参加了FH Europe Foundation的患者组织年会。欧洲20多个国家FH患者组织的负责人都到了现场，但再一次的，除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医生，整个会场的亚洲面孔只剩下陈娜珍。

接连两次出国参会的经历让陈娜珍觉得，需要有人去支持心血管或FH相关领域的医生走出国门，参与全世界的对话。因此，当喻柏雅提出转向做科研资助时，陈娜珍马上想到：科研资助里的一部分资金，能不能专门用来支持国内的专业人士去国外参会交流？“只有当你出去了，别人看到你，知道中国有人在做事，才能建立合作。”

这些参会的经历也让陈娜珍重新思考了患者组织存在的意义：“意义在于建立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网络，而不是以某一个医生为中心的群体。”纯合子患者是这样，杂合子患者更是如此：“他们并不需要去北京上海找大专家求医问药，而是需要推动更多基层的医生学会早筛查、早诊疗、早干预。”有了专家和医生的网络，患者组织就可以寻求与专家联合，发起以患者为中心的研究，推动疾病的治疗。

瑞鸥正是陈娜珍“扩张网络”的帮手。瑞鸥与许多国内外罕见病专家保持着紧密联系和合作，包括前文已经提及的多位从事FH科研的专家。红米粒专项基金刚发布，国际知名专家、复旦大学医学遗传研究院院长黄涛生教授就在微信上问喻柏雅：“这个专项基金非常好，我们要举办一个心血管疾病相关的遗传咨询培训班，你们能不能推荐几位国内FH的临床专家来讲课？”于是，喻柏雅找陈娜珍推荐了专家，陈娜珍则反过来托喻柏雅询问黄教授，她是否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培训班——培训班原则上只接受医生报名。

黄教授欣然答应。培训班的工作人员鼓励学员分享病例，她也提交了一份上去。“提交了就能上去讲，上去讲了别人就能认识我。”陈娜珍想。血脂相关的课程在培训的第三天。前两天，陈娜珍都坐在教室的最后面，“没怎么吭气”。但到第三天，陈娜珍觉得这个培训班“就像我的专场一样”。她为每位专家的报告都准备了问题，又自己站上讲台，分享了一位纯合子病友的案例。待她讲完，黄涛生院长向在座的医生们说道：“你们看，这些都是只在教科书上才能看到的病例。”那天，陈娜珍的微信联系人上新增了十多个好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

2025年6月，陈娜珍站上复旦遗传性心血管疾病培训班的讲台

这种积极的参与态度，也是陈娜珍作为患者推动药物研发的一大动力。对她来说，无论是成立患者组织、参会还是资助科研，都是对新型医患关系的探索，这也是黄如方在蔻德能建会上一直所倡导的。“现在很多患者所拥有的疾病知识足以和医生进行讨论。这些‘专家型患者’会改变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将更多患者的视角和需求带入疾病的诊断和研究中，我想，这也是我们患者组织存在的意义之一。”

2024年11月，红米粒和瑞鸥的同事们最终敲定了新的资助方向：捐赠300万，发起第一期红米粒专项基金，从投资药企开发管线转向资助整个FH领域的科研探索。对陈娜珍来说，一方面，新的资助模式让她的经济压力“变小了”，更加“细水长流”；另一方面，从患者的视角看，前期科研与药物管线同样重要。

“有些病友会问我：‘我的状况在整个FH群体中算严重的吗？我的靶点是什么情况？’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我只能依据个人经验回复他们。我们需要一些高质量的研究去解释这些对患者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从商业化的角度来看，陈娜珍也认为，要先推动基础研究，阐明致病机制，找到有前景的靶点，后续才能让商业公司跟上：“盯着药物研发的药企很多，如果某个靶点成熟了，真的有市场前景，药企就会发力了，不需要我们去推动。”

但专项基金具体要支持哪些研究内容？陈娜珍还没有想好。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她太久。11月底，她接到了喻柏雅传来的消息：“Wilson实验室做LDLR靶点研究的王丽莉老师，圣诞节要回国探亲，我们要不约她见面聊聊？”

王丽莉教授是上海人，退休前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研究基因治疗。本来，喻柏雅想着跟瑞鸥项目总监张文君一起专程到上海拜访王老师，没想到王丽莉选择了带上女儿，来到瑞鸥办公室所在地杭州。为了更通畅地线下交流，陈娜珍也带着同事汪雅妮从西安赶过来。

12月8日，杭州北山街十三间楼的两棵参天银杏正值最佳观赏期，坐在茶楼里的几个人却无心观赏，而是沉浸在热火朝天的讨论中。直到西湖边这次相见，陈娜珍才发觉，自己和王老师其实相识已久。2019年参加蔻德举办的学术交流时，陈娜珍就和王丽莉加上了微信好友。虽然知道王老师的实验室曾在做FH相关的基因治疗研究，但一直也没有特别去跟进。直到喻柏雅做调研时发现了王丽莉的论文，才让陈娜珍想起这位“老熟人”。

瑞鸥和红米粒同事与王丽莉教授合影

这场交流非常顺利。如前所述，王丽莉的项目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在小鼠身上有效的基因疗法无法完全复刻到猴子身上。这种不一致必定事出有因，但谁都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解决。再加上王丽莉已经从宾大退休，项目就暂时搁置了。

谈话的最后，王丽莉鼓励喻柏雅和陈娜珍，LDLR依旧是最值得研究的靶点，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探索和研究。她建议，后续研究可以在基因治疗技术上作改进。“不过，这可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探索’了。LDLR的基因治疗到底能不能走通，没有人可以打包票。”王丽莉提醒他们。

瑞鸥和红米粒已经下定决心潜入这片迷雾。“既然做了专项基金招募研究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有人能提出更有创新性的方案，说不定真能弄出些什么。”喻柏雅说。对他们来说，或许王丽莉的这番话反而是一剂强心剂：任何成果都建立在枯燥而复杂的前期研究之上。如果能研究出成果，那是万分之一的“幸运苹果”砸在了头顶；如果走不通，在无数次试验、无数项研究的托举下，总有触发这万分之一幸运的时刻。

双方将红米粒专项基金对基础研究的资助范围划定在“围绕LDLR基因及其通路”的研究上，重点资助“针对目前尚未明了的机制和尚未解决的问题的研究”。整体上，该专项基金主要资助针对LDLR的基础研究、FH的流行病学与自然史研究以及针对LDLR靶点的基因疗法的开发。王丽莉成为第一位被邀请的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在后续专项基金项目评审过程中，王老师给出了很多源自她第一手科研经验的真知灼见。

除了重点关注基础研究，流行病学与自然史研究也非常关键。缺乏相关研究是中国罕见病领域普遍面临的困境。“我们老是说中国有2000万罕见病患者，但其实这个数字经不起推敲，只是参照国际上的划分标准估算出来的。”喻柏雅说。迄今为止，很多罕见病在中国的发病率缺乏实证数据，官方也未能制订明确的对于罕见病的定义。“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引用欧美的数据，但罕见病存在人种上的差异。欧美人的发病过程、症状、干预过程，跟中国人不完全一样，不能生搬硬套。”

疾病的自然史研究就是弥合这种困境的办法。这是一种客观记录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患者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的研究。它反映的是疾病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任何干预手段能被证明有效的“对照组”。喻柏雅介绍：“罕见病的病例数太少，关注和研究它的人更少，因此，在中国，罕见病的自然史很少有人做。但这种研究其实非常有价值。只有在掌握这些客观数据后，后续的生物标志物的选择、临床试验方案设计等才有了依据。”

同时，受过去参会经历的启发，并参考瑞鸥一直在做的青年学者访学资助计划，陈娜珍提出在专项基金中专门加入了一项长期有效的资助内容：支持研究者出国进行FH相关的学术交流，比如会议、访学，她希望自己不再是国际会议上罕见的亚洲面孔。如果资金有结余，还可以用来邀请国际专家访华并举办研讨会，形成国内外专家的双向互动。

至此，红米粒专项基金的全部资助方向才算敲定。彼时，距离陈娜珍第一次向瑞鸥公益基金会提出合作，已经过去6个月，其间是双方多位同事几十次的会议沟通。而会前会后，还有更多次瑞鸥内部的讨论，黄如方主任亲力亲为，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毫无疑问，这样一次患者组织与基金会的携手合作，给双方都创造了机会。对红米粒来说，是终于可以在FH的科研上发力，为FH病友们带来真正的希望；对瑞鸥来说，是终于可以把几年来积累的科研资助全流程的经验化作实践，真正推动中国的罕见病科研。

回想这段经历，对在瑞鸥负责这个项目的喻柏雅来说，整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没人做过这种事，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参考。最开始，他不了解陈娜珍的个性，不确定“她有多大的意愿和决心拿出重金来资助药物研发”。后来，随着双方的合作渐入佳境，喻柏雅也逐渐感受到了陈娜珍的热情和信念。

但现实中仍有诸多问题单凭执着无法解决，从一开始的起草合作协议到后来制订申请基金的各种规则，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码字，改了删、删了改，每一条都是在双方反复讨论之后字斟句酌的产物。“协议每一稿修改都非常大，需要体现双方不同的诉求、权利义务等，直到所有人都认可，”喻柏雅说，“虽然过程曲折，但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那就是双方都开诚布公地交流，用真心换真心。”

对于瑞鸥来说，整个项目中，这样“无例可依”的事还有很多。每每碰到问题，喻柏雅就会问自己：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和初心到底是什么？为了达成目的，我到底做了哪些步骤？能做哪些步骤？用他的话说，一路下来“该踩的雷也踩了，该累积的经验也累积了”。就像科学探索一样，走通一条新的资助模式的背后，凝结着一篇篇文献、一次次讨论、一行行敲在协议上的句子。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是由许多人彻夜堆叠起来的辛勤付出。

2025年3月11日，红米粒专项基金正式对外发布，此后不断有专家和学者联系喻柏雅和陈娜珍，希望了解更多专项基金的信息。对陈娜珍来说，这也是红米粒的宣传机会。在复旦大学的培训班上，好几个医生围住她询问：“我知道红米粒。你们是不是发起了科研专项基金？我写了申请。”

喻柏雅坦言，在申请通知发出后，有其他患者组织和医药公司联系瑞鸥，希望能参照红米粒的模板，设立针对某一疾病或靶点的专项基金。“从这个项目的经验来看，设立专项基金来推动某一疾病的科研，确实是一条思路清晰且有的放矢的路径。”

黄如方高度认可这种科研推动模式，原本缺少关注、没人研究的罕见病，在患者组织的推动下，借助瑞鸥的平台和资源优势，确实能吸引到顶尖研究者的参与，也为那些想做罕见病但缺乏资金的研究者提供了机会。2026年6月，在瑞鸥主办的第三届Hope for Rare Science Conference开幕式上，黄如方向线上线下数千名观众分享了陈娜珍的故事，期待在红米粒的示范效应下，能与更多机构或个人合作设立专项基金。

黄如方分享陈娜珍的故事

陈娜珍认为，自己一直都是热心肠，“就爱多管闲事”。高中时，陈娜珍和同学们发起过电池回收计划。她呼吁大家不要乱扔电池，避免造成危险和污染。彼时，恰巧有个同学的妈妈在环保局工作。陈娜珍主动联系她，委托她把收集的废电池送到环保局处理。“我们还鼓励大家出去吃饭不要用一次性筷子、自带餐具等。”她觉得这也许是一种从少年时就植根在身上的个人特质：“这事儿轮到我头上，我就得做点儿什么。”这种想法让她的精神受到滋养，也让她知道，有很多人和她一起，在创造更大的改变，打造一个更理想的世界。她时常感念黄如方一路对她的指引和支持。

看着办公桌上一大摞盖完章签过字的项目申请书，喻柏雅忍不住嘴角上扬，随即又微微皱了皱眉：“瑞鸥做科研资助的优势，除了已经提到的专家资源和专业背调，更在于我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严谨的工作方案，无论是前期与患者组织的交流，还是立项之后招募研究者并组织专家评审，每一步我们都要做到位。收到这些项目申请书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评审工作才是重头戏。”

在接下来为期三个月的评审阶段中，喻柏雅先后邀请了来自基础研究、临床与流行病学、先进疗法等领域的19位国内外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最让喻柏雅感到欣慰的，是多位此前素不相识的专家，在收到担任评审的邀请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们选择评审专家，根据的是专业匹配度，看中的是对方的真才实学，而专家能接受邀请，不仅是对瑞鸥的信任，更是对罕见病公益的慷慨支持。”

在瑞鸥的精心组织下，评审委员会基于公平公正、利益回避、科学择优的评审规则，通过通讯评审与线上会议评审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申请项目的可行性与创新性、临床需求与转化前景、研究团队资质及预算合理性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评估，每一份申请书都至少经过了5位专家的评审。2025年12月，根据各位评审专家的评分结果与资助意见，红米粒专项基金对4项基础研究和5项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予以资助。

目前，受到资助的这些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中。“我希望在2028年举办的第四届Hope for Rare Science Conference上，能够邀请这些项目的研究者来面向FH社群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喻柏雅说。

红米粒专项基金主要时间线

2028年，那是语桐离开后的第四年。她未竟的等待，在许多人的生命里接力，于是有了红米粒和瑞鸥小伙伴们的一次次出发：去参会，去演讲，去敲开诊室和实验室的门，去把一份份申请书送到评审专家的邮箱。希望正在从这些被资助的项目里，一寸一寸地发生。

科学的路很长，长过一个人的等待；可当等待变成行动，长路就一定会有尽头。未来有一天，LDLR的迷雾终将散开，一针治愈HoFH不再只是梦想。到那时还会有人记起，曾经有一个女孩把“红米粒”作为自己的收件人姓名，然后有一群人把她的遗憾，种成了春天。